医疗卫生占GDP比重未来会翻倍 发展潜力大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医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小组成员刘国恩做客金融界，他结合国家经济总体的发展脉络与形势，为我们解读了新医改的意义、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症结所在等我国医疗体系存在的一系列重点问题，并提出了解决之道。

1.新医改是目前为止最系统的一次改革

　　主持人：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网和金融界网站为您带来的两会联合直播节目。2010年中国经济将面临稳增长，调结构，防通胀的重大任务，其中扩内需，促消费是关键之策。我们将目光投向了住房、通信、汽车、医改等关系国计民生九大领域，邀请到行业专家以及分析师对行业发展和投资机会进行解读。那么今天有请到的嘉宾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医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刘老师，这个新医改从去年延续到今年，相关的政策总是能够引起大家的高度关注，那么从您的观点来看，新医改的意义是什么？

　　刘国恩：新医改的意义很大，因为在过去我们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在前一个阶段主要关注的还是经济增长，因为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条件是很薄弱的，所以当时其实没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只能选择走经济技术增长的道路。那么通过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条件，所以我们才有能力在这个阶段来开始考虑中国人民的民生问题。你可以感觉到，这几年的两会，尤其是今年，民生已经成为总理和其他参会人员的最核心的几个关健词，包括我们国民要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都说的是一个东西，就是如何去通过经济发展转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能够让更多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感受到获得经济增长的好处。

　　其中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在住房，在教育，在医疗卫生这三大领域里面如何推进更好的改革，使得更多百姓能够真真切切地从经济发展当中受益。因为我自己的专业，我关注的更多的是医疗卫生。当然医疗卫生本身也是在这三大民生领域里面，可能最困难的一个块，因为它涉及到个人的疾病、生命等等，所以这块相对其他市场的发展，相对其他政策的推行，也更困难。因为问题特别特别地复杂，很幸运的就是我们今天中国政府，中国有关部门能够开始很严肃地，很系统地讨论中国国民的医疗卫生保障问题。这个在过去的三年内，医疗体制改革的工作当中就可以凸显出来。自从去年4月6号，国务院推出了国家医疗体制改革方案以后，我们在过去一年的时间，进入到一个实施医改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比较显著的。按照我们预定的目标和时间表在进行。

　　比如说我们去年4月6号医改方案说，有五个近期的工作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建立和完善基本的医疗保障制度，就说我们要给广大的国民提供一个基本的医疗保险计划，使得每个人在看病就医的时候不至于完全地自己掏腰包来看病，有一份保险帮你能够尽可能付大头，个人付小头，这就是医疗保险的最核心的目标，也是为什么把这项目标作为五项医疗体制改革重点的第一点，就是解决医疗保险的制度安排，使得百姓有一份保险。

　　另外一个在过去一年工作当中推进的比较有起色的，就是公立医院的改革，这个是作为去年五项重点的第五点。放在第五点是因为它非常关键，但也非常艰巨，这个任务很艰巨，对机构要进行改革。所以在今年前三个月，你们可能也报道了，国务院两次召开重要会议，最后已经推出了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医院。公立医院改革的最核心目标是解决医疗服务的供应问题，我说医疗保险是解决买单问题，只解决买单，你还不能够确保有那么多医生，有那么多住院条件供国民使用。中国国民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看病贵的问题，那是解决买单问题，还有一个看病难，你有钱可能也住不进去，因为一号难求，一床难求，就说明我们供应有问题。所以要解决医疗服务的供应问题，首先得解决提供这个服务的主体，而中国提供医疗服务的主体真是90％以上的机构主要的主体就是公立医院，所以公立医院改革已经变成这次医疗体制改革最最艰巨的一个任务。所以说我们对它的意义，它对我们的挑战是没办法去低估的。

　　主持人：您觉得新医改是否意味着是中国医改的一次彻底的改革呢？

　　刘国恩：我很难说是不是一次彻底的改革，但是它在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进程当中，这次医疗体制改革应该是一个系统的，比较有规划的，一次有科学基础的改革。因为过去我们也推进了很多方面的医疗体制改革，但那些改革都是一种局部的，一种阶段性的改革。比如价格改革，药品的改革，新农合等等。这次改革是系统性的改革，是一次非常有长远目标的一次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应该是第一次中国系统性地对自己的医疗体制进行设计，进行改革的一个工程。不敢说它是彻底的，我想任何一个工作都不可能是彻底的，我想我们的后代还会对我们这个体制进行改革。但是就目前来看，它是在我们过去实践当中最系统的一次改革。

2.核心问题是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主持人：我们知道中国的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这样一个核心的症结你觉得是在什么地方？

　　刘国恩：其实如果好好地理解国务院医改方案的五个重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你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把解决医疗保障制度安排放在第一位？这个目标是解决老百姓医疗服务的买单问题。那么症结为什么出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在我们系统推进这次改革之前，中国广大的百姓，尤其是在农村生活的居民和在城镇生活的居民，没有正式工作的人，在过去是没有什么基本医疗保障的。

　　那么在过去这几十年当中，我们走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一种粗放式的，一种以快速增长为核心目标的模式，所以比较没有太多精力和资源考虑民生的问题。这个里面就有医疗保障问题。所以说我们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是比较缺乏一个全国性的基本医疗保障，使得老百姓在看病就医的时候，更多要由自己掏腰包来支付这个医疗服务。而医疗服务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又因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又因为全球化进程步伐很快，使得新的医学技术，包括设备、技术等等，不断地涌入中国。这当然对百姓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并不因为你国家穷，你就得不到好的技术好的药品。可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医疗保障制度，你有了这些新技术、新药品，放在那个地方有，没有保障制度就自己掏腰包，所以老百姓就感受到医疗服务的价格和开支越来越贵，越来越承担不起。说白了，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缺乏一个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这回答了你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老百姓看病会贵？两个原因。

　　一个是没有保障制度，另外一个现代医疗技术不断地涌入到中国市场上来，所以说这样百姓就会感受到负担越来越重。如果你没有这些新的技术，他会觉得这个医疗服务不会那么贵，但是同时不能获得更好的服务。另外一个为什么说看病难呢？因为我们医院的改革，大概在90年代之前，曾经进行过一次比较大的开放式的发展，那个时间中国的公立医院发展还是很快速的，后期又逐渐地被管得比较死一些，一旦这个公立医院被管得比较死的时候，那么它的发展步伐就显得慢下来了。而医疗服务的需求又会因为老百姓收入的增加，年龄的增长，老龄化增长，医疗技术不断引入到中国，技术的提高，使得需求不断增加，而服务供应的能力就有点滞后，所以使得看病难越来越凸显。这两个问题像双胞胎一样，同时出现，我们要解决它的话，就只能应对这两个问题，开出两个比较有效的，针对性的处方，就是一手建保障，一手提高服务的供应能力。所以这两个工作就被放在了国家医改的重要日程上。

　　主持人：其实我们看到，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意见也是在不久前就公布了，那么这项被看成新医改进程里面重中之重的公立医院改革路线图正式呈现在公众面前，您觉得这项改革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刘国恩：我刚刚已经讲了，公立医院改革是这次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最具有挑战性的一个工作，也是最难的。那么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公立医院改革的最核心目标要解决医疗服务供应的能力问题，这点必须认识很清楚，它并不是解决保障问题，它是来解决医疗服务供应的瓶颈问题。那它能不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我们启动什么样的制度和措施，能够使得中国一万五千多家公立医院能够通过这次新的制度安排，提高或者显著提高服务的供应能力。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答案是决定于我们采取什么措施，认清我们改革的目标，然后能够使得公立医院的供应能力能够增加。

　　你可以想象，要使得公立医院服务供应能力能够增加，以满足老百姓不断增长的需求，那你必须解决几个机制问题。一个，是公立医院发展的资金。一个，是公立医院发展的人员。一个，是公立医院发展所需要的配套政策，这三个方面如果解决得好，那么我觉得公立医院改革就会成功，因此就会解决老百姓看病服务的供应瓶颈问题。如果这三个条件解决得不好，公立医院服务能力不能够显著上一个台阶，那么看病难的问题会依然地存在或者说不会得到非常大的解决。那么这样会使得我们这次医改最终的目标可能会打折，你即使有人通过医疗保障制度安排，有人买单了，可是服务供应很短缺，那到时候还是排着长队等，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最完善的解决，所以它确实是制约或者决定我们医改成功的很重要条件，也是需要我们能够开拓自己的思想，解放思想，如何去实现公立医院发展的这么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3.　医疗费用总体上不断增加是必然的规律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公立医院曾经开放式过，我们也看到意见坚持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鼓励资本市场建立盈利性医院，您觉得这是否意味着医疗领域又进入了一个全面开放的阶段？

　　刘国恩：这次关于公立医院改革的基本目标已经根本上地决定了我们必须走全民、全社会开放的这么一条发展道路，为什么呢？因为公立医院要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必须依赖一个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而这个资金的来源只有两条，要么是财政投入，要么是社会力量，就社会资金。如果把我们长足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全部压在财政上面，这将是非常非常困难，甚至是不现实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希望它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能够得以解决的话，必须面向市场，面向社会，背靠政府。所以我们要解决社会资金，社会力量如何进入公立医院改革这个里边来，解决我们资金的不足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开放市场的发展，引入社会力量的发展，都在促进我们公立医院改革的基本目标的实现。换句话说，也在促进我们公立医院公益性这个核心目标。什么叫做公益性？公益性必须以工作受益为前提，公益性不等于政府办的就是公益性，非政府办的就不是公益性，或者民间办的，社会力量办的就不是公益性，那是很抽象的，教条主义的理解方式。

　　公益性应该落实到每一个百姓看病的时候有人帮我买单，有人给我提供服务，就是以老百姓能不能受惠为前提。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如果通过社会力量的引入，能够扩大我们公立医院的能力，使得百姓看病的时候不那么难了，那么公益性不就得以保障了吗。至于这个医疗服务提供的主体，完全是由政府办的，完全社会力量办的，还是一起办的？多元的办医院格局并不决定我们公益性是否得以保障的关键的，甚至是必要的条件，它应该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次改革，能不能够使得公立医院服务供应能力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和提高，这是最核心的。

　　主持人：其实我们有一些网友朋友们也开始有一些疑虑，觉得这样做是不是反而导致医疗费用的上升？

　　刘国恩：医疗服务的费用上升决定于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老百姓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增加，这一点答案基本上是肯定的，因为随着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进入到老龄化程度越来越大，新的医疗技术不断地推进到中国来，这些都会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医疗服务价格上升。那么，这一点是没有办法回避的，并且它也符合一个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医疗服务不可能越来越便宜，只能越来越贵。但是作为我们百姓来说，我们在乎的并不是医疗服务的总帐单有多贵，在乎这个总帐单里面有没有一个社会制度的安排，使得必要增加的部分由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帮我负担，我个人付小头，如果我们有很好的医疗保险计划，让我们百姓能够得到很大负担的减轻，那么即使医疗服务增加了，我们每个百姓个人会觉得这不是很大的负担。而医疗服务由医疗保障制度支出以后，能够使得医疗服务机构得到更好的发展，因为它发展需要资金，我们不可能说又要马儿跑得快，又不让它吃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医疗费用总体上不断增加的趋势是必然的规律，这是没有办法，我们不可能说使总体医疗服务下降，这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们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随着医疗服务成本不断上升，这个必然发生的事情，我们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够逐渐地减少百姓负担的比例，增加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买单、补偿的比例，这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4.　政府和市场应该互相协调配合

　　主持人：其实我们看到刚刚刘老师您说公立医院基本上是由政府主导的，那么我们也看到您刚刚也说有市场化的非常重要的发展前景。医改一直存在着市场化和政府主导之争，您的选择会是什么样的？

　　刘国恩：我觉得政府化也好，社会化也好，市场化也好，其实都是对我们就某个问题讨论的不同层面进行一个不同的诠释或者强调。事实上我觉得，推进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工作不要太多地去强调是市场化，还是政府化，我觉得如果真要强调这种东西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更多的去强调如何去减少不必要的政府行政干预的程度。把政府或者公共财政这点有限的资金用到市场力量不愿意或者不可能实现目标的地方，比如说公共卫生，比如说医学教育，比如说一般打预防针，等等这些东西是利润空间比较小，你让社会力量办的话它支撑不下去，这些领域就需要我们国家政府用财政资金保证。对于那些有比较充足的发展空间或者经济收益空间的，我们社会力量能够支撑下去，这个地方完全可以让给社会力量来发展，这样我才可能使得政府把财政那点钱拿出来，用于那些社会力量做不下去的地方。

　　所以我说，如果简单地去理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就错了。应该是去理解它们如何互相配合，互相去协调，来共同完成一个目标，那就是解决百姓的医疗服务需求问题。这个里边肯定有一部分服务，比如高端的医疗服务，住院服务，技术用得比较多的服务肯定是利润空间比较大，政府应该尽可能通过社会力量完成。把那些利润空间小，甚至没有利润空间的服务留给政府来做，这样两个人等于在做同一件工作，只是分工不同，最后我们实现了这个共同的目标，还使得双方的资源和力量都能够共享，配合得很完善，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理性地看待市场和政府的视角，我不认为它们两个天生就应该是对立的。所以我觉得强调说市场化、政府化意义并不大，如果真要强调，我觉得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完全是一刀切的行政干预，可能比减少社会干预或者市场干预更迫切一些。因为现在中国市场我们也看到，政府行政干预带来的影响要超过因为市场介入产生的有一些负面问题，政府的行政干预还非常严重，带来的负面效果可能远远超过市场引入产生的一些问题和一些负面的东西。

　　所以这次两会期间咱们讨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在中国目前发展的阶段上，要重新去调整我们国家和民营之间的关系，有一种所谓的国进民退的现象表露出来，当然我们国家有关部委的领导也出来否定这个事情，拿了很多统计数字。比如说民营经济还是成长得比较好，市场还比公立机构成长还快，来否定有国进民退的事情发生。但事实上很多经济学家已经说了，很多观察家也看到了，说你简单用统计数字其实并不表明国进民退的趋势以及它带来的负面效果，因为很多产业，包括所谓的重大领域里面，设置了很多民营社会力量进来的障碍，我们经济学家把它叫做，要么是玻璃门，要么是弹簧门。玻璃门就是说没有显形的不让你进来的障碍，但是你要真正进入的时候给你设置很多隐形的障碍，让你根本就进不来。弹簧门说什么东西？你进来了，我也不给你公平的、健康的生存空间，你自己不得不走人，弹出去。我们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国进民退的一些很危险的表现出来的现象。

　　在医疗卫生领域里边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以前从来不大张旗鼓地提倡要鼓励、要支持、要引导社会力量来办医疗服务机构，现在看来不这么做不行了，这已经是客观的、社会对我们提出的新的要求，不这么做基本上没有路可走。但是一部分同志可能还坚持认为，说我不通过这个开放式发展，不通过社会力量，我通过财政就可以把这么大一项工作能够推进，把这个事业能够做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重新去反思自己提出的建议。这次新医改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它明确地提出了，要鼓励、要支持、要引导社会力量办医。当然我们不希望它变成一个弹簧门，我现在允许你进来，可是我不给你提供相应的成长的发展条件，我让你自己活不下去，你自己弹走。我想也通过大家的努力，通过媒体的报道，咱们能够真真正正地落实一些机制上、政策上的安排，使得社会力量、民间力量能够进来不遇到玻璃门，进来以后不遇到弹簧门，能够健康可持续地发展，这才是中国应该选取的道路。

　　随着中国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现在在谈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转变什么？就是从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到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那么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你靠一个国有的经济，行政制度的安排，怎么能够做到可持续地发展？那社会力量要不进来，没有很好的、透明的、公开的、公正的、公平的游戏规则，你可持续发展根本就没有基础。所以这次我们明确提出经济发展模式要转型，那也必然地提出我们要建立这些比较公开、公正、公平的游戏规则。所以，最好我们要避免国进民退的事情发生，但愿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5.　医疗行业改革的挑战比其他行业更大

　　主持人：其实我们看到像奥巴马在他的政坛生涯当中有亮丽的一笔，就是他提出的医改案。但是我想问问您，您觉得为什么医疗体制改革在国内外各个政府都会变成它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之一？

　　刘国恩：这个问题我在今天最开始我已经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和其他领域比较起来，医疗卫生领域的制度安排，制度设计，甚至包括它的改革，要比其他领域相对来说困难一些。问题在哪呢？在于这个医疗服务市场它的主体要比一般的商品和服务市场要多一些，复杂一些。比如我们在一般商品和服务上，比如说房地产市场，吃饭穿衣的市场上，我们基本上是通过买者跟卖者直接来谈判，完成一个交易过程，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市场上的主体就两个，买方和卖方。而医疗服务这个市场呢，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买方跟卖方直接完成这个交易，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生病的时候没有办法去计划，没有办法提前预知哪个时候会生病，那是不定的。不定的时候如果完全通过买方和卖方直接来见面的话，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承担这个未知的风险。所以人类社会就发展出一套保险的手段，说那好，你没有生病之前，你要如果加入医疗保险，当你生病的时候我通过保险，通过很多人他不生病来帮这个生病的人承担这个疾病的风险，就有了保险制度的产生，保险是金融的很重要手段。

　　现代医疗保险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也是因为这个需求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当医疗保险制度一介入以后，实际上就是三个主体，一个是供方，一个是需方，还有一个买单方，就是医疗保险方。你想想我们从一个两维的市场变成一个三维市场，你改革起来，你要实施一个政策的时候，就多了很多很多问题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责任、权利的界定上面就变得比二维空间要难得多，如果简单说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医疗服务市场的安排，当然要比一般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安排要难很多。另外还有一点，跟市场的安排可能不是直接相关，但是也是决定了医疗服务市场为什么特别困难，特别受人关注的原因。因为医疗服务毕竟是人在生病的时候，在脆弱的时候，在痛苦的时候才出现，而平时我们穿衣、吃饭、买房子都是自己挺健康的时候，心态比较好的时候，状况比较好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即使出现一点问题，咱们心理上、生理上都还可以承受，但是一旦承受出现医疗问题的时候，是你最弱的时候，你心情最不好的时候，身体最差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想想看，如果一旦发生交易双方的问题，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涉及到客观和主观上双重矛盾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从人们主观意义上讲，医疗卫生领域涉及的问题更敏感一些，因为人是在很虚弱的状态下才来寻求医疗服务。

　　所以从这两个方面，客观因的一个条件，为是三位主体，和主观的方面来看，它都决定了医疗服务市场要比其他市场更敏感，更复杂，所以我们改革的挑战也就更大。

6.医疗卫生占GDP比重未来会翻倍 很具有发展潜力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把医疗市场细化下去，我们谈一谈国内外的医药产业发展途径，您觉得根据国外医药改革发展的一个途径，您认为国内未来医药产业的发展方向会是什么？

　　刘国恩：我觉得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以后有这么几个重大的趋势，一个是对医药市场占总的国民经济的比重会比现在高得多。我们现在整个医疗卫生服务开支占总的GDP4.7％左右，这在全世界的平均医疗开支占经济体的比重来说都是比较低的。比如发达国家一般在10％左右，最极端的像美国是16％、17％，也就是说它是医疗卫生产业在那个国家，在那个经济体里面是最大的产业。根据我们很多历史经济学家的研究，我们也发现当人类的文明不断推进的时候，收入不断增加的时候，人们会把收入的更多一部分用于维护自己的健康，这基本上是必然的趋势。如果我们假定中国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态度也是和人类差不多一样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不断改善，经济收入不断提高，人们应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维护自己的健康。所以医疗服务这个领域里边要占据总的经济资源比例会越来越大，根据我们现有的这些统计来看，我觉得中国在未来十年间，从目前GDP的4.7％到7％、8％，甚至10％左右，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能的。也就是说医疗卫生占GDP的比例，从现在的基数翻个倍，应该是有很大空间的。这是我说的第一点，从医疗卫生领域占整个经济盘子里面的比重来说，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很具有发展潜力的一个领域。

　　第二点，医疗卫生产业的发展可能要发生一些比较大的转型，包括中国的企业随着国际化的程度不断提高，随着国际竞争力不断加强，中国的医药产业必须逐渐地开始重视自己的研发。那么中国的企业目前的研发能力是很薄弱的，这个当然也有很多原因，但这不决定说因为你的历史条件是这样的，你以后就还能继续生存。因为我们市场的竞争范围越来越大，融资空间也越来越大，竞争的主体越来越多，所以这已经客观上要求中国的医疗产业必须去摸索创新的道路。当然这个里面也有一些契机，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还要走传统的，靠自己独立去研发来完成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比如现在我们通过很多现代的金融手段，融资的，合作的这种手段，完全可以采取兼并、收购，在更广的国际舞台上进行联手合作的方式，来促进我们本土企业的研发能力。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小，在国际化这个潮流当中来看。所以我觉得，我倒不认为因为我们自己的研究能力以前很弱，资金也不够，能力也很差，管理理念也很差，我们就一定要通过自己独立的、自力更生的办法，来完成我们长期发展的重任，没有必要。事实上我想在医药产业里边工作的广大人士也会注意到这一点，这些老的发展路线没有必要再约束我们的思维模式。